“三边文化研讨会”专家论坛之二 2008-05-25 区域文化研究刍议——“三边文化”的联想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刘文瑞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，文化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。在陕北经济与社会日新月异的大局势下，定边重视对“三边文化”的研究，适得其时。区域文化研究，现在已经蔚然成风。成果不少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。相较于其他地方的区域文化研究，我希望“三边文化”的研究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在新的形势下发扬广大，既要为文化研究提供学术活力，又要能造福于家乡父老。斯逢盛会，有所感言，不揣浅陋，聊为芹献。 一、文化研究的“两分法”问题 在文化研究中，有一种十分常见的指导思想，即“取其精华，弃其糟粕”，可称之为文化研究的“两分法”。不论在文化研究的基础理论上，还是在对策方案上，这种“两分法”几乎无处不见。但是，这种“两分法”造成的问题，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。笔者认为，“两分法”已经给文化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，不可不察。 文化的含义十分复杂，包罗万象。仅仅一个“文化”的语义，就有数不清的专家众说纷纭。对于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，如果简单地进行两分处理，未免过于粗略。当然，任何学术研究，都要进行必要的梳理和分类。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，类型学的分析归纳，往往是学术研究的起点。但是，这种梳理分类，必须符合学术逻辑。而“两分法”在一定意义上是违背学术逻辑的。 首先，文化本身具有浑然一体的性质，两分法在某种意义上会把这种一体性割裂开来。“取其精华，弃其糟粕”的出发点和用意可能是好的，但一取一弃，意味着把文化看作可以任意割舍和搭配的组合。归根到底，这种方法的最大问题在于机械性。从系统论的角度看，文化作为一个系统，搭配和组合的变化，有可能带来文化性质上的变化。系统论同机械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，机械论强调事物的元素性，而系统论稳定调事物的关联性。两分法恰恰是从组成文化的“元素”出发，试图通过对“元素”的优劣分析，把需要的元素保留下来，把不需要的元素剔除出去。我们不禁要问：对于文化，能够做这样的分解组合吗？经过这种分解组合而选择出的“精华”还是文化吗？文化之所以是文化，恰恰就在于不同文化元素的排列组合关系之不同，由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了其独特的性质。“精华－糟粕”论忽视了这种关系，势必会破坏文化的原有性质。 其次，精华和糟粕具有相对性，两分法在某种意义上把这种相对性绝对化了。何为精华何为糟粕，具有见仁见智的认知差异。当然，我们不能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。通常情况下，人们基于经验事实和逻辑推理，对于精华和糟粕可以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，但这绝不是说精华和糟粕就是一成不变的。一般来说，抽象意义上的精华与糟粕，取得共识的机率较大，而具体意义上的精华与糟粕，则发生争议的机率较大。比如，在传统文化中，“孝道”是具有大众共同认可的价值的，至今依然具有积极意义。但是，什么是孝道，在具体表现上则众说纷纭。孝敬父母谁也不能说错，似乎可以归入精华之列，然而“二十四孝”式的孝道，是否属于“精华”就大有疑问。尤其是那种在一定程度上不人道的、违反常理的“孝道”，在封建遗民眼里可能依然是精华，而在受过现代教育的公民眼里可能已经成为糟粕。具体到三边的文化背景下，反映三边旧有地方风情的《七笔勾》[1]，是精华还是糟粕，就值得认真推敲。在有些民俗学家来看，《七笔勾》对于旧时三边民俗有着传神的描绘，不失为史料的精华；但在饱含地方情感的民众来看，《七笔勾》刻意描绘了三边的落后愚昧，而且不乏攻击污蔑，毫无疑问是糟粕。这种情况十分常见。例如，对于一个缺乏营养的人来说，食品中含有的高热量成分是真正的精华；然而，对于一个营养过剩的人来说，高热量成分是不折不扣的糟粕。三十年前，我们可能会为买到的肉过瘦没有油水而大发感慨；时至今日，已经有不少人开始称麦当劳肯德基为垃圾食品。对于文化研究来说，不给定具体的约束条件而轻易指称某某为精华，某某为糟粕，就难免有武断之嫌。而一旦要给定具体约束条件，那么，立即就能显示出精华与糟粕的相对性。 再次，两分法隐含着对抗性思维，忽视了精华与糟粕相反相成的互补性。从文化的整体性出发，人们不难看出，所谓精华与糟粕，并不是完全处于对立状态，而是互为对方存在的前提。当人们赞扬一个农民的淳朴时，是否会想到，这种淳朴恰恰与其愚昧相表里？当人们歌颂田园风光时，是否会想到，正是这种田园风光在顽固地抵御着现代性？试图把古代和中世纪的美德与现代化的舒适嫁接到一起，有可能是二者一并丧失。就拿民间艺术来说，人们通常都会把“黄色”归入糟粕，然而，没有“黄”就不会有东北二人转，没有“色”就不会有陕北信天游。推而广之，没有“风”和“骚”，就没有“雅”和“颂”乃至“赋”。二者并不是对立的。长期以来，在哲学思想上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，就是过份颂扬一分为二而贬低合二为一。例如，用对立统一规律取代否定之否定，强调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，而且强调对立着的双方各自向相反方向转化，等等。对这一思维方式，有必要从哲学的角度加以反思和质疑。如果从整体性出发，可以说，同一性是绝对的，斗争性是相对的，而且斗争着的双方更多地是渗透和融合。如果这一理念是成立的，那么，文化研究中的精华与糟粕（姑且暂时认为精华与糟粕是可分的），更应该立足于同一性来认识和把握。 可见，文化研究不能简单采用精华糟粕二分法。笔者认为，目前的文化研究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，有一个重要障碍就是两分法。跳出两分法，强调整体性，对于三边文化的研究，有可能起到积极作用。 二、文化研究中的形式和实质关系问题 文化的核心是精神，而不是外在形式。孔子曾经针对那种过于重视礼仪的形式而感慨道：“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按照现代学者的研究，文化研究的内容，包括物质文化、制度文化、行为文化、精神文化等不同层次。例如，在文化研究上具有经典意义的英国人类学家泰勒（E. B. Tylor）1871年出版的《原始文化》一书，对文化的定义为：“文化或文明，从较广的民族之意义上看，乃是一个复杂的整体，包括知识、信仰、艺术、道德、风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”。很显然，他强调的文化主题是“共享”、“价值观”和“行为方式”。《大英百科全书》将文化分为两类：一类将文化等同于“总体的人类社会遗产”；另一类“是一种渊源于历史的生活结构的体系，这种体系往往为集团的成员所共有”，它包括集团的语言、传统、习惯和制度，包括有激励作用的思想、信仰和价值观，以及它们在物质工具和制造物中的体现。这一界定，也明显强调的是文化的精神层面。 但在现实的研究中，尤其是应用型和对策型研究中，人们往往更为关注文化的物质层面，即文化的载体或形式。究其原因，可能与以下两点有关： 首先，载体的外显性和精神的内涵性差异。一般来说，文化载体是外显的，一眼就能看出，往往能从视觉上给人以直接鲜明的印象。但文化的精神实质则不大一样，很难直观，需要仔细品味，而且其中包含了更多的细腻的东西。外在的载体不费气力就能了解，例如，西方人最先认识中国文化，是从小脚和辫子开始的。而内在的精神没有水磨功夫式的钻研则难以把握，只有像林语堂式的大家才能历数一二。但是，如果不了解文化的内在精神，对文化的研究只能是皮相之论。 其次，载体的短平快与内涵的稳定性差异。文化载体往往会产生快速变化，例如，辛亥革命胜利后，绝大多数人的辫子很快就没有了；改革开放一开始，最显眼的社会变化就是西服领带的流行；吃惯了羊肉泡馍和乔面餄饹，改吃牛排面包的难度并不大。但是，文化的精神内涵却具有高度的稳定性，往往几代人才能产生出细微的变化。这种差异对文化的对策研究影响尤其重大。在文化建设中，人们常常要追求看得见摸得着的效果，而且还要求立竿见影。这样，外在的形式载体就成为率先考虑的对象。有的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，正是出于这种考虑，总是把服装、标志等东西摆在首位，而冷落了精神的塑造和习惯的养成。这种文化建设，往往徒有形表而缺乏实质。 因此，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，特别要重视精神层面，不能过于崇尚形式。有很多所谓的文化研究浮于表面，有很多所谓的文化建设虎头蛇尾，多少都同此相关。而这种所谓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，也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。例如，黄陵的祭祀表面上轰轰烈烈，但形式上的隆重缺乏实质上的肃穆支撑，使其形式的意义大为缩减。当人们看到，盛大的祭奠场面中，人们的行为却同赶集差不多时，那种神圣感也就被消解得差不多了。主办者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激发民族精神，而参与者却不能感受到祭奠仪式的精神内涵，这种祭祀，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办了一场高级庙会而已。尤其是缺乏对祭奠礼仪的精神层次进行研究和把握，致使有些仪式也令人啼笑皆非。像宣读祭文，似乎变成了会议报告，面对观众而背向神主，几近亵渎神灵。试想，哪儿有祭奠仪式行礼时屁股对着神主的道理！还有一些地方，动不动就造一些假古董，甚至破坏了真正的文化遗址。这些问题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脱离了文化精神实质研究，而使形式也产生了偏差。有些文化研究的理论成果，虽然注意到了文化的精神层面，但却抱着实用和功利态度，对精神遗产随意剪裁，甚至不惜扭曲原意，致使形式和实质的关系被扭曲。 上述教训，都值得在三边文化研究中汲取，使三边文化的研究和重建能够不走或少走弯路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一个前提就是对文化保持钱宾四先生式的“温情和敬意”。以“理解的同情”面对文化，而不是以猎奇的方式“搞”文化。一个“搞”字，实际上就能反映出从事文化工作者的某种心态。真正的文化研究，必须重视文化的精神内涵，而不是仅仅热衷于文化的外在形式。不尊重文化者，迟早会被文化遗弃；视文化为功利者，势必会以功利阉割文化。 三、区域文化的特色问题 没有特色就没有文化，更没有区域文化。区域文化的研究重点，不在于发掘文化的共性，而在于发掘文化的特性。三边文化之所以在三边，就是它同关中文化、甚至同左邻右舍的西夏文化、榆林文化有所区别。没有区域特色的研究，就会使文化失去光彩。 文化的区域差别，包括自然差别和社会差别两个方面。在这两个方面，三边文化的研究大有施展的余地。从自然差别上看，三边有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。在这一方面，美国的赌城拉斯维加斯崛起的事例，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参照。 拉斯维加斯位于内华达州，是美国东部到西部的中转地。它的周围全是沙漠，是荒凉的沙漠之中惟一有泉水的绿洲。然而，正是这种中转站的特殊地理位置，使拉斯维加斯遇到了发展上的尴尬。1905年以前，这儿只是一个兵站。随着内华达金银矿的发现，大量淘金者来到此地。但随着矿产的枯竭，许多西部采矿城镇开始废弃，拉斯维加斯也面临着生存挑战。1931年，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，拉斯维加斯为了度过难关，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，内华达州议会通过了赌博合法化议案。许多人仅仅看到了拉斯维加斯的赌博业，而忽视了这一产业背后的内在思路。事实上，拉斯维加斯的发展战略，来自于发展旅游业的追求。当时有人听到拉斯维加斯要发展旅游业，几乎不屑一顾，甚至嘲讽奚落。在一般人的眼里，拉斯维加斯抬眼望去一片黄沙，既无自然景观又无人文景观，发展旅游业根本没有优势。但是，当地人从另一思路来考虑，既然这里没有景观优势，那么，为何不定位在吸引那些不看景观的游客上？什么人对景观没兴趣？答案是离婚者。于是，他们修改当地法律，以“优惠”的离婚条件来吸引游客。至今，拉斯维加斯是世界上离婚和结婚手续最简单的地方，有“美国婚都”之称。任何人只要在拉斯维加斯居住满六周，就可以极为简单地手续办理离婚。结婚更方便，只要年龄满18岁，交35美元，就可以在遍布全城的结婚登记处闪电式结婚（这种闪电式结婚甚至可以不下汽车而在教堂的窗口举行仪式）。现在每年到这里结婚的人达到10万以上（2003年为119124对），就可以看出这一特点。赌博业在一定程度上是“婚姻业”的副产品。 拉斯维加斯的博彩文化，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从无到有形成的。而三边文化已经有了丰厚的历史积淀。但是，二者依然有一些可比较之处。从三边文化的形成来看，学界公认是起源于军镇，起码到了明代还是以边防为主，是明代“九边”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这同拉斯维加斯早期的兵站性质很相似。但到了清代，随着边疆的开拓，三边的军事功能逐渐衰减，而介于农耕区和游牧区、汉族区和少数民族区的中转功能日益突出。正如拉斯维加斯是由东部到加州的必经地一样，三边成为由延绥到银川、推而广之就是由华北到西域的必经地带。所以，这一地区的易货贸易开始发达（类似的地理位置造成的贸易重镇还有张家口等地），尤其以安边最有代表性。对这种地域特色产生的文化影响，十分值得研究发掘。拉斯维加斯是金矿开完了才进行经济转型，而三边如何做到在油气资源利用中未雨绸缪，既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课题，也是文化研究的内容。 四、区域文化的演变问题 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不断演变的。但这种演变又不是剧烈地决裂式的变化，而是静静地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而几乎觉察不到的变化。任何文化，都变现出承袭中的变革和变革中的继承。所以，文化研究不能停留在静态，而要看到不变中的演变和演变中的不变。研究三边文化，也需要把握这一文化现象。 关于文化的继承和演变，有许多学者已经作出了丰富的成果。比如，托克维尔在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中，以翔实的资料令人信服地指出，法国大革命式的剧变，其中包含了几乎所有的传统因素。大革命以后的法国，所有的新制度追根溯源都是来自于旧传统。亨廷顿在《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》中也强调，以革命形式建立起来的美国，在保存盎格鲁－撒克逊传统上被英国本土还要典型。马克思对此早有强调：“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，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，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，而是在直接碰到的、既定的、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。”[2]凡是急于割断传统者，总会受到传统的嘲弄甚至惩罚。所以，文化研究不是在故纸堆中找安慰，也不是无聊文人的消遣和猎奇，而是要探究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到现在的。文化研究属于广义的历史学。英国学者柯林武德在《历史的观念》中认为，历史学是思想的一种形式，神学是关于信仰的思想，自然科学是关于外界的思想，而历史学则是关于人类的思想（按照这一分类，历史学实际涵盖了除神学外的全部人类文化）。历史学要回答的，就是弄清楚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。历史学的基本方法，就是解释各种各样的证据。最后，要做到的就是认识人自身。要知道我们现在能干什么，就必须看我们过去干过什么。要展望未来，必须回观过去。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，正是体现在这种对人类自身发展的回观之中。 正因为如此，文化研究不能停留在“复原历史”的层次。诚然，最大限度地复原历史真实，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，但绝不是全部。更重要的事情，是弄清文化演变的脉络和机制，不但回答“是什么”的问题，还要弄清“为什么”的道理。而文化演变中的各种变量因时因地而异，三边文化，具有自身的演变过程。影响这种演变的因素，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因素，既不同于北京的四合院，也不同于江南的小桥流水。区域文化研究，首先应当掌握本地特色因素，再进一步就是弄清这些因素的演变与继承。演变和继承的机制，是文化研究的重点。而这种机制中的特色因素及其对演变的影响，是区域文化研究的重点。 文化的继承与演变中，有自发秩序，也有人为秩序；有原生秩序，也有扩展秩序。三边文化研究，如果能把这一区域的文化演变机制揭示出来，弄清其中自发秩序和人为秩序的关系，探究其中原生秩序和扩展秩序的变迁，将会对三边地区今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。 五、文化研究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 当今关于文化研究，往往与经济建设紧密挂钩。“文化搭台，经济唱戏”已经成为使用过滥的一种说法。对此，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。 文化与经济有关，但又不是直接相关。文化本身并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，一旦文化能够产生出直接的经济效益，那就已经变成了文化产业。所谓文化产业，其基本性质是“产业”而不再是“文化”。平遥古城、西安碑林都是文化，然而，当它们变成门票收入时，其文化性质就已经变成了经济收益的前缀。所以，文化研究对于经济发展确实是必要的，但又不能等同于经济发展本身，而只能是一种铺垫。在文化这个舞台上，有可能收获经济果实，也有可能只开花不结果。 因此，文化研究不能急功近利，这不是说文化就不讲功利，而是说不能从功利目的出发来研究文化。文化研究的的本质是非功利的。这里的“非”不是反对功利，而是不能得出功利化的逻辑结果。说到底，文化研究应当考虑效益，而这种效益，主要表现在精神的塑造和风气的形成方面，但到头来它会对经济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。例如，基督教的诞生和发展，并不具有经济性和功利性，但马克斯·韦伯以他独到的研究，成功地揭示并解释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诞生的内在联系。然而，韦伯以他毕生的精力，试图打通文化人类学（即韦伯的宗教文化研究系列）和经济社会学（即韦伯的经济与制度研究系列）的关系，却始终未能把二者融为一体。从这一意义上看，如果我们能在文化研究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上取得学理上的突破，不但会产生现实效益，而且会作出理论贡献。希望三边文化的研究，能够后来居上，产生类似于经济学中所称道的“后发优势”。 [1] 《七笔勾》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一种文体，类似于《红楼梦》中的《好了歌》。关于三边的《七笔勾》，据传是指光绪年间因教案视察三边的翰林王培棻针对当地民俗所作。内容为：“万里遨游，百日山河无尽头，山秃穷而陡，水恶虎狼吼，四月柳絮稠，山花无锦绣，狂风阵起哪辨昏与昼，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。窑洞茅屋，省去砖木措上土，夏日晒难透，阴雨更肯漏，土块砌墙头，油灯壁上流，掩藏臭气马屎与牛溲，因此上把雕梁画栋一笔勾。没面皮裘，四季常穿不肯丢，沙葛不需求，褐衫耐久留，裤腿宽而厚，破烂亦将就，毡片遮体被褥全没有，因此上把绫罗绸缎一笔勾。客到久留，奶子熬茶敬一瓯，面饼葱汤醋，锅盔蒜盐韭，牛蹄与羊首，连毛吞入口，风卷残云吃尽方撒手，因此上把山珍海味一笔勾。堪叹儒流，一领蓝衫便罢休，才入了黉门，文章便丢手，匾额挂门楼，不向长安走，飘风浪荡荣华坐享够，因此上把金榜题名一笔勾。可笑女流，鬓发蓬松灰满头，腥膻狰狞口，面皮赛铁锈，黑漆钢叉手，驴蹄宽而厚，云雨巫山哪辨秋波流，因此上把粉黛佳人一笔勾。塞外荒丘，土鞑回番族类稠，形容如猪狗，性心似马牛，嘻嘻推个球，哈哈拍会手，圣人传道此处偏遗漏，因此上把礼义廉耻一笔勾。”这一作品，因为对三边民俗有着明显的贬低和嘲讽，遭到当地士人的激烈批评。 [2] 《路易·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》，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1卷，人民出版社1970年第603页。 上一条：“三边文化研讨会”专家论坛之三 下一条：“三边文化研讨会”专家论坛之一 / 打印 / / 关闭 /
